第二章（1 / 13）

大院的西北角有两座4层的公寓楼，这里的环境很幽雅，楼的前后都植着草坪和高大的雪松，一条不宽的水泥路从这里通向办公区，这是部里的司局级干部的住宅楼，平时来这里的人不多。“**”开始后，这些司局长大部分都出了问题，有的进了隔离审查学习班，有的干脆进了秦城监狱。这两座楼几乎成了空楼，每到夜晚时，偶尔路过的人会发现，这儿只有几家窗户里有灯光，其余的窗户都是黑沉沉的。

袁军的家就在这里。自从他父亲袁北光、母亲王咏琴被隔离审查后，行政处就给袁军安排了一间8平方米的平房，他家的大门被贴上封条查封了。按照***主任王占英的意思，之所以分给袁军一间平房，是因为袁军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体现党的给出路政策。

袁军却不大领情，他最烦听这些，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凭什么他就老得受教育？安上这么个名，本身就是种歧视，就好比1957年的右派，据说表现好就可以摘帽子，结果摘了帽子又变成了摘帽右派，还是没什么区别。袁军看不出“黑帮子女”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间有什么不同，反正都是给你脑门子上贴个标签，省得别人不知道。

袁家一共4个儿子，袁军最小，他的3个哥哥都在“**”以前从“哈军工”或“西军电”这类的军事工程学院毕业，被分到西北的国防工业基地工作。自从他父母被审查后，袁军算是获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自由。没人管的日子简直太幸福了，以前上学时他最怕老师找家长告状，现在好了，谁爱告谁就告去，只要他找得着袁北光局长。如果单从这点考虑，袁军还是挺拥护“*****”的。

如果说袁军对这场政治运动有什么不满的话，那就是他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每月15元生活费，无论他怎么算计也坚持不到月底。这一年来，他始终过着一种半饥半饱的生活。后来他终于想开了，与其算计，不如干脆及时行乐，有钱了就先混个肚儿圆，没钱了再说，反正社会主义祖国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饿死。

袁军和郑桐是一对活冤家，两人从上小学起就在一个班，多年来两人的关系始终保持在打打合合的状态，常常是一句话不合，双方就各自抄家伙准备单练，每次都是正要玩儿命时被同伴们拉开。正因为翻脸成了家常便饭，所以两人从不记仇，往往是劝架的人还没缓过劲来，这两位已经又勾肩搭背地称兄道弟起来。

这个月还不到20号，袁军又没饭吃了。他厚着脸皮去郑桐家蹭了两顿饭，实在不好意思去了，因为郑桐家的经济状况也没好到哪儿去。郑桐的父亲郑天宇此时正和袁北光关在一起，母亲孙逸群是个中学教员，虽然没有被停发工资，但也在停职受审查。孙逸群的工资本来就不高，况且郑桐还有两个上小学的妹妹，因此日子过得也很紧。

近来社会上经常发生一些入室盗窃的案件，这座大院里也有几家住户被撬了门，损失了一些财产，案子一直没破。饿急了眼的袁军由此受到启发，决定先拿自己家开刀。他突然有了种紧迫感，自己要是不先动手，早晚得有真正的贼惦记上，那不便宜了别人？更何况撬自己家应该是轻车熟路，也省了踩点这套程序。

郑桐知道袁军的想法时，不禁大喜，连声说他早就想到这儿了，只不过没好意思说罢了。他见袁军还有些犹豫，便一个劲儿给他打气：“哥们儿，你得这么想，袁北光不是你爸爸，他是‘三反分子’，咱们顺了‘三反分子’的东西，就是革命行动了。不是老教育咱们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吗？怎么划？怎么能证明你袁军和反动家庭掰了？就得把‘三反分子’家的门给撬了，这样界限不划也清了。”

袁军听着不入耳：“去你大爷的，你爸才是‘三反分子’呢，要不咱先撬你家得了，你爸留过洋，谁知道他当年在美国都干了点儿什么，闹不好早和中央情报局挂上钩了，正经地里通外国，我觉得先撬你家比较合适。”

郑桐显得很为袁军着想：“我家还用得着撬？我现在带你去就行了，问题是我家除了书就没什么值钱东西，你见什么值钱就尽管拿，就是千万别撬锁，撬坏了锁我还得去配，不是又得花钱？”

袁军一想也是，他搔搔头皮下了决心。

公寓的楼道里静悄悄的，看样子住户们已经入睡了，袁军家的大门上贴着被查封时的封条。

袁军和郑桐鬼鬼祟祟地用改锥在撬锁，郑桐边撬锁边心虚地四处张望，他小声问：“你家邻居是张局长吧，这老头儿没被关起来？”

“没有。这老头上面有人保，没人敢动他。”

“要是他听见动静出来看怎么办？”郑桐不放心地问。

袁军没好气地说：“操，这是我家，我撬自己家的门他管得着吗？我他妈乐意。”

“你丫就吹吧，这么牛逼你怎么不敢白天来，非深更半夜来撬门？”郑桐挖苦道。

袁军嘟囔着：“废话，***贴的封条，我敢白天撬锁吗？”

门锁发出一声轻响，被撬开了，他俩不管什么封条，推开门溜了进去。

黑暗中袁军轻车熟路地在自己家里四处乱翻。

郑桐提出警告：“你当是他妈抄家呢？把翻出来的东西照原样放好，戴上手套，别留下指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