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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闻笛补充，“跟亲戚朋友聊起来，问我在哪工作，我说是大学教授，谈话就会在双方都满意的氛围里结束了。”

“就为了过年在谈话的时候不尴尬，就做学术吗？”

闻笛皱起眉头看着他：“这是很充分的理由了！你没在熟人社会待过，又不考虑别人感受，当然不在意了。”

边城没有反驳，只是问他，既然话里话外暗示自己不适合学文，为什么不换一个专业。

“转专业哪有那么容易，”闻笛说，“大一大二的时候学分绩不高，转不了。后来成绩上来了，又晚了。再说我转到哪里去？文科就业都差不多，没必要转。文转理可太难了。”

所以，就像“自然而然”做了学术一样，他也是“自然而然”留在了外文系。

边城看上去若有所思，不知为何，闻笛从他的沉默里听出了惋惜。

“怎么了？”闻笛问。

“你聪明，学习能力强，也能吃苦，”边城说，“如果一开始就走上合适的路，应该能做得很好。”

闻笛倒没有惊异于“你这种天才会觉得我聪明”。他望着抽条的柳树，过了一会儿，说：“你记得于静怡吗？我的室友。”

边城点头。在跟闻笛吵架时，他们有过一面之缘。

“她是我们那届的第一名，”闻笛说，“教授们公认的外文系十年来最优秀的学生。她的毕业论文在一场很重要的语言学会议上拿了奖，有个剑桥的教授很欣赏她，想收她做学生。”

“那不是很好吗？”

“是啊，而且她喜欢语言学，”闻笛想了想，改口说，“不能用‘喜欢’，应该是‘狂热’。不过，她虽然不算贫困户，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并没有多少钱。”

这种故事边城听到过，数学系因为经济条件转专业的学生不少。

“她本来没打算去的，她爸妈知道之后，把她叫过去训了一顿，说哪有不让女儿上剑桥的父母，然后把房子卖了，让她去英国读博。”闻笛顿了顿，接着说，“读了一年多，博二的时候，她爸爸查出了肺癌。”

“她休学回来照顾，治了一年，钱花完了，人还是走了，”闻笛说，“家里只有她妈妈一个人，快退休了，连房子都没有。她本来想在老家找个工作，陪着妈妈过完一辈子算了，她妈妈劝她出来，说她留在那里是埋没她的才华，然后她就到北京来了。现在她一边在雅思机构教书，一边考外交部。大学的时候，她可从来没想过要当公务员。你看，即使一开始就走上合适的路，最后也可能会脱轨。”

于静怡过去三年的人生如此痛苦，可浓缩成故事，一会儿就讲完了。闻笛看着校园里那些稚嫩的面庞。在他们眼里，人生还有无数可能，明天还充满希望。

“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所有人都配错了角色，”闻笛说，“该研究语言学的在教雅思，该当导演的在投行，原来的理科生在研究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