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八》（1 / 3）

萧寒说：

文启第十四

本篇阐明了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时之所行，莫知其移”。只要顺乎自然，合乎民心，就可以长治久安。其次对民众要实行教化，进行“群曲化直”的工作。为此要注意，正人先正己，“圣人务静之，贤人务正之”。强调因势利导，通过教化使人心昆顺，“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同时应倚省刑罚。这样，“民化而从政”、“无为而成事”，就会出现“各乐其所，人爱其上”的局面。

文王问太公曰：“圣人何守？”

太公曰：“何忧何啬，万物皆得；何啬何忧，万物皆遒，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时之所在，莫知其移。圣人守此而万物化，何穷之有，终而复始。优之游之，展转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复明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长生；圣人不自明，故能名彰。“古

之圣人，聚人而为家，聚家而为国，聚国而为天下，分封贤人以为万国，命之曰大纪。陈其政教，顺其民俗，群曲化直，变于形容。万国不通，各乐其所，人爱其上，命之曰大定。呜呼！圣人务静之，贤人务正之。愚人不能正，故与人争。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民忧则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则止，启之则行，静之则清。呜呼，神哉！圣人见其所始，则知其所终。”

文王曰：“静之奈何？”

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从政，是以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此圣人之德也。”

文王曰：“公言乃协予怀，夙夜念之不忘，以用为常。”

它的意思为：文王问太公说：“圣人治理天下应遵循什么原则？”太公答道：“无需忧虑什么，也无需制止什么，天下万物就能各得其所；不去制止什么，也不去忧虑什么，天下万物就会繁荣滋长。政令的推行，要使民众在不知不党中受到感化，就象时间在不知不党中自然推移那样。圣人遵循这一原则，则天下万物就会被潜移默化，周而复始，永无穷尽。这种从容悠闲无为而治的政治，君主必须反复探求。既已探求到了，就不可不藏于心中；既已藏于心中，就不可不贯彻执行；既已贯彻执行，就不必将其中的奥秘明告世人。天地不宣告自己的规律，而万物自会按其规律生长；圣人不炫耀自己的英明，而自能成就辉煌的功业。

“古代圣人把人们聚集起来组成家庭，把许多家庭聚集起来组成国家，把许多国家聚集起来组成天下。分封贤人为各国诸侯，把这一切叫做治理国家的纲纪。宣传弘扬教化，顺应民俗民情，移风易俗，把邪僻转化为正直，各国的习俗虽然不同，但能使民众安居乐业，人人尊敬爱戴君主，这就叫做天下大定。唉！圣人致力于清静无为，贤君致力于端正身心，愚昧的君主不能端正身心，所以会与民众抗争。君主政令烦多，就会导致刑罚繁苛，刑罚繁苛就会造成民众忧俱；民众忧惧，就会流散逃亡。上下不安生业，社会长期动乱不休，这就叫做政治大失。天下人心的向背如同流水，阻塞它就停止，开放它就流动，安静它就清彻。唉！真是神妙啊！只有圣人才能看到它的萌芽，并进而推断出它的结果。”

文王问：“怎样才能使天下安静呢？”

太公答道：“天有一定的变化规律，民众有经常从事的生业。君主能同民众共安生业，天下就会安静。所以说最好的政治是顺应民心进行治理，其次是宣扬政教以感化民众。民众被感化就会服从政令。所以，天道无为而能生长万物，民众无需施舍就能丰衣足食、这就是圣人的德治。”

文王说：“您的话深合我意，我将朝思夕念，时刻不忘，把它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

萧寒又言道：“

本篇的中心思想就是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实行“无为而治”。汉初“文景之治”的出现，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结果。

前朝秦王朝的残酷统治，几乎耗尽了民众的脂膏，接着又是长达七年遍及中原大地的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田园遭践踏，庐舍被焚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夷者未起”。经济残破，人口锐减，人民贫穷到了极点，封建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前朝枭雄刘邦及其文臣武将，大多出身于社会下层，对民众的疾苦，有着较深切的感受。他们作为农民军的领袖，转战南北，亲眼目睹了强大一时的秦王朝土崩瓦解的全过程，对秦朝灭亡有着极深的感触。因此，在汉朝建立后，调整统治政策，选取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曹参任齐相时，“其治要用黄老术”，“大称贤相”。萧何死后，曹参继任汉朝相国，在全国提倡黄老之学。汉文帝、汉景帝等人，都笃信黄老之术，使汉初六十多年形成了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的黄老政治。其核心内容是轻摇、薄赋、节俭、省刑，无为而治，与民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