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节 俄使南来（1 / 3）

第52节俄使南来

文祥回到总署衙门，立刻让李鸿章起草公文，加印钤盖，让总署章京，叫盛昱的，投递到不远处的俄罗斯公使馆——这时候，各国公使尚未搬迁完毕。

为国事传召一国公使，自然不能如百姓往来那样迅捷便利，一直等到日近正午，马里斯克所乘坐的斯廷美马车才来到总署衙门门前，进到签押房中，等文祥到来，彼此相对一揖，各自落座，由总署衙门俄国股章京，成祥同科的生员，名叫瑞徵的做誊录。

“公使先生，我大清皇帝陛下传旨，命本官约请公使先生过衙，是为贵国国人，私自越过贵我两国于康熙二十八年所定之《尼布楚条约》中于两国东北边境约定之额尔古纳、格尔比斯河之界限，在阿穆尔河西岸，构筑寨垒、兵营，可有说乎？”

“这，”俄使眨眨蓝色的眸子，“此事……，鄙人正要向中国大人呈递来自彼得堡的公文——我国沙皇陛下希望中国皇帝陛下准许，派遣以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沙维耶夫阁下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贵国的首都来，就贵、我两国自公元1689年签订之《尼布楚条约》中遗留之待定区域之归属问题，和贵国政府展开正式的磋商了。”

文祥一愣，这件事是事前没有得到半点消息啊？怎么这么巧？自己方面刚刚为阿穆尔河一事要向沙俄兴问罪之师，他们就要派人到北京来，商讨尼布楚条约中遗留问题了？这也太巧了吧？

心中想着，接过俄人递过来的公文，当众打开，交给一边的瑞徵收好，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马林斯克并不是在撒谎，俄国确实准备派人到北京来，商讨两国边境争端问题，这要从咸丰七年说起。

俄国从尼古拉一世到亚历山大二世的两任沙皇，虽然都是东侵中国的策划和指挥者，但囿于不同的内外因素，不敢让穆沙维耶夫把事情闹得太大，因此不得不在温和派的涅谢尔罗杰（当时的沙俄外务部尚书）和激烈派的穆沙维耶夫之间充当调停人的角色，不过每一次的争执，都是以穆沙维耶夫占上风。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不久，英法两国在东南沿海挑起事端，俄驻美公使在美国都听到了‘英国人不仅想在中国得到通商的更加便利的利益，而且还想得到舟山岛’的传闻，还说什么‘法国正在和英国采取联合行动，也指望在太平洋沿岸得到某些东西’。

其时，驻北京的俄罗斯教士团团长，修士大祭司巴拉迪，这个一直以‘政治成绩远高于文化成绩’著称于世的老人，则以更加蛊惑人心的语言向圣彼得堡报告说，“现在，随着和平的奠定（这是指巴黎合约），我们已不再受拘束，我们的行动应具有明确性，对合并阿穆尔河左岸，我已经不再怀疑，自由航行只是权宜之计，此种做法既不妥当又很缓慢。”

巴拉迪是个中国通，连续担任第十一次俄罗斯教士团的成员和第十二次教士团的团长，在中国生活多年，汉语非常流利。在信中他说，“中国如同一个固执的老人，他喜欢别人表面上顺从他，这样就会默默的做出一切让步，我觉得，事情可以毫不声张的顺利解决，但是要forced’aller（法语，行动）。”

穆沙维耶夫对此跃跃欲试，他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处境越艰难，他就越难以理喻’。因此，‘同中国政府谈来谈去毫无益处，一切问题只要由我们自行解决看行了，因为中国政府不敢，也不会阻挠我国行动。’他牢牢记得尼古拉一世在死前的遗训：‘中国理应满足我国之合理要求，倘若不允，尔今手握雄兵，可以武力迫其就范。’

但不等穆沙维耶夫动手，又有一个人出现了，他叫普提雅廷，出身于圣彼得堡的一个贵族家庭，有伯爵袭位。他多次参加沙俄的对外战争，引起沙皇的注意。1842年，他出使伊朗，并取得里海贸易权，建立了两国之间的航线。普提雅廷非常善于用外交手段为祖国谋取利益。伊朗之事过后，他又到了*，并于1855年迫使*政府签订了《下田条约》，俄国船只得以驶入下田等三个港口，并承认沙皇对千岛群岛的权利。

他的外交活动成果启发了俄皇，既然能够在谈判桌上解决，又何必劳师动众的去打仗呢？于是，在英法两军在广东沿海高歌猛进的时候，担任俄国驻伦敦海军武官的普提雅廷立即驰书政府，请求立刻解决黑龙江划界之事，否则，俄国将保不住与英法两国在日后瓜分中国时的利益。

于是，俄皇于咸丰七年的11月间，招他回圣彼得堡，准备任命他为赴华全权公使，到中国去，借中国与英法交战，无暇北顾之机，拿下俄国需要得到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