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耆英结社十老会（1 / 1）

《厚重夏邑》之二十九

（文/东方一红

明嘉靖《夏邑县志》关于“十老会”有这么一段记载，“弘治初年，邑之致政耆德者，曰参政金酝，副使杨德，知县刘恭、朱鉴、刘铨，县丞刘安，教谕闪贤，义官朱理，医官王淳，孝官徐铭，咸以齿德俱隆，效唐香山九老、宋睢阳五老故事，为真率会，弈棋、弹琴、赋诗、唱酬，时形图缯，用彰其盛。金公酝、杨公德有序，以纪之云。”

文中提到的“十老会”，又称“怡老会”、“耆老会”、“真率会”和“里老会”。是十位生活在夏邑，德高望重的致仕退休老人，因夏邑古称栗，民间又称其为“栗城十老“，他们以博学、多才、机敏、睿智的特性，聚在一起谈古论今、作诗赋文，为地方文化的传承出谋划策，在引领士风民俗中发挥余热，留下了一段耆英结社的人间佳话。

致政赋闲暇，结社十老会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这一年八月明宪宗驾崩，九月初，皇太子朱佑樘即位，改年号为弘治，是为明孝宗。就在这个政权更替的节骨眼上，一些官员明哲保身，选择了致政返乡。在古代官员“致政“可以是职位未到期而自行解除职务，侧重于辞去官职，而“致仕”则侧重于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正常退休。与此同时，在云南任职右参政的金酝、陕西按察司副使的杨德，他们尚不到退休年龄，但在更新换代的新老政权中，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致政归闲，回到了家乡夏邑。

弘治元年（1488，已在家中赋闲数月的金酝不甘寂寞，敲开了杨德的府门，昔日的好友相见甚欢，推杯换盏中一拍即合，商定仿效唐朝“香山九老”和宋朝“睢阳五老”的故事，并约上夏邑的几位退休老干部，牵头成立“十老会”。说白了就是聚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下下棋，弹弹琴，写写书法，做一些吟诗作赋之类的事情，这“十老会”也许就是今天“老年协会”或“老年活动中心”的雏形。

在明朝结社虽然是十分盛行的事情，但在偏远的小县城，耆英结社的行为，还是比较前卫的，因此得到了官方和地方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他们十人中数金酝的官阶最高，自然而然的成了“十老会”组织的负责人。

金酝是天顺元年进士，致政时任云南右参政，位居从三品，分管着粮储、屯田、军务、驿传、水利、抚名等事务，在云南平交趾之乱，解木邦之争，立下过汗马功劳；杨德是天顺四年进士，致政时任陕西按察司副使，其职掌巡察兵备、学政、海防、清军、监军等事务，为官颇有政声，从四品官衔的待遇；刘恭是成化元年贡生，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知县；朱鉴是天顺六年贡生，直隶曲阳县知县；刘铨是天顺六年恩贡，湖广麻城县知县；他们三人都是七品官衔，致仕退休前也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父母官。刘安则比他们三人官职稍低，正统十三年贡生出身，任陕西灵石县县丞，即知县的副手，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闪贤和他们又有不同，他是直隶颍州（今安徽阜阳举人，永乐二十一年(1423)初任夏邑训导，直到天顺八年（1464离任，连续任训导（教谕4余年，教授生徒无数，可谓是桃李满天下，退休后一生在夏邑生活，也算是半个夏邑人。朱理是义官，家境富裕，虽不拿朝廷奉?，但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的地位；徐铭作为孝官，即本地的孝子，也享有一定的待遇。唯独医官王淳是商丘归德府人，医官虽属于散官，但给与冠带，享受月俸，主持惠民药局的工作。他们三人虽未入品级，但也拥有官方身份，参与官府的一些事务管理。

不难看出，十老会的成员或大或小都具有特殊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是国家行政体制内的特权群体人员。从年龄构成上看，结社时除金酝杨德二人在六十岁左右外，其他的皆已过古稀之年，特别是闪贤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因此“十老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致仕官员退休后的真实写照。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彭勇教授在《明代国家意识形态与地域文化构建：夏邑“十老会”现象解读》一文中提到，“明弘治时期夏邑县“十老会”既是这一时期传统文人仿效历史时期的文人雅致的娱乐性结社，又是明朝建国百余年间国家意识形态在地域文化发展上的反映。透过“十老会”现象，我们既能看到明前中期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特点，又能看到“县域文化”独特的构建方式，这对我们今天构建地域文化同样具有借鉴意义。”他认为，这十位老人多是长期生长和生活于夏邑的官吏，有的还曾担任过重要职务，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塑造者、传承者和执行者，是国家安定地方的统治力量，还是地域文化建构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彭勇先生是夏邑人，也是著名的明史方面研究专家，他把夏邑“十老会”现象和国家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无疑将耆英结社的行为提升到了一个政治高度。

塑造栗十景，引领士风潮

官员致仕制度的好与坏，是一个朝代当时政治制度运行是否顺畅的一面镜子。官员们致仕之后的生活情况以及精神样貌，也能反映出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风尚。夏邑“十老会”成员中的这十位老人，他们的生活情况和精神寄托又是如何？“十老会”究竟开展什么样的活动，做了哪些事情呢？当然这些细节在如今是无法知晓，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聚在一起十分快乐，除了日常品茶弈棋之外，诗文创作应该是“十老会”活动的重要一环。

从清乾隆《归德府志》“艺文略”之“名家著述”中收录的图书名单中，由金酝作序的《栗城十老会诗》一书赫然在列，这应该就是十老会成员当时活动的诗文作品集，可惜的是目前尚未见该书面世。不仅如此，在明嘉靖《夏邑县志》艺文志里还有关于“栗城十景”组诗的记载，其主要内容就是以“十老会”成员金酝、杨德为代表的诗词佳作。它包括“泮沼晴波、隋堤烟柳、巴河晚渡、黄堌春耕、平台夜月、栗祠夕照、慈寺晨钟、会亭春霁、黄冢秋风、白河烟雨”十景。这十个本埠的绝色佳致，即是对夏邑本地的自然、人文景观的概括，也是夏邑古代社会风土人情的缩影。

诗中从“千里长堤一带连，阴阴绿柳锁寒烟”的隋唐运河写到“芳草萋萋留犊去，平原渺渺见农耕”的农耕风情；从“半湾花柳空濛里，两岸人家杳霭间”的白河两岸写到“满树斜阳人竞渡，一川暝色月沉波”的巴河渡口；又从“素王宫畔有芹池，风日晴和漾绿漪”的文庙泮池，写到“为爱平台夜正晴，台高偏喜月华明”的平台寺夜月；而后又写到了历史名胜古迹栗王祠和佛门圣地慈胜寺；以及黄冢集的秋意、会亭集的春色等，丰富多彩的诗情画意，表达了十老会成员们热爱家乡、崇尚美好事物的生活情感。

以“十老会”领头创作的“栗城十景”组诗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对十景的追捧和诗文创作的热潮。首先积极响应的是弘治六年（1493时任夏邑教谕的刘桐，他挥笔写下了“千年旧宇留遗迹，几度斜阳伴断碑”的栗祠夕照；“老农负耒冲风至，稚子牵牛向月奔”的黄堌春耕；“嫩若黄金春濯濯，柔如翠带晓依依”隋堤烟柳；“两岸斜阳征旅迹，一川暮景棹歌声”的巴河晚渡等等，他用细腻的诗意笔触，留下咏十景的诗文佳句。接着金酝的儿子金山，时任山西左参议，他追随父辈的文风足迹，对十景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抒发了在外为官，对家乡景观的赞美之情，更是把自己融入进了大自然，写出了令人惊艳的作品。后来还有彭尧谕、关守箴、彭端吾、陈陛等，他们返乡省亲时，都少不了对“栗城十景”游历一番，也留下了十景的诗作。到了清代，彭舜龄、刘芳显，程鹏举、陈之复、周灏等任职夏邑的官员均对“栗城十景”有所题咏。特别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江苏江都县举人方立桢到任夏邑知县后，又步前人诗韵，为十景续写了新的篇章。

从古代志书收录的部分诗词中分析，或许“栗城十景”就是当时“十老会”牵头所塑造的，他们通过对夏邑境内名胜古迹、禅院道场、河道沟渠、田间巷陌等自然风景进行发掘整理，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地域景观文化体系。当然，这也是仅仅猜测而已。无论是“十老会”谛造了“栗城十景”，还是“栗城十景”成就了“十老会”。在金酝、杨德的主持下，“十老会”的这些文人大伽们老当益壮，在积极参与地方官府的文化事务活动的同时，以他们之手去勾勒地域景观文化，这在当时以“十老会”的影响和身份地位，也是可以做到的，其牵头对十景的整理、规划和命名，也多半是代表着当时官方的认定了。

时过而境迁。在五百余年后的今天，假如我们去还原夏邑“十老会”结社的初衷，或许他们是出于对白居易先生“香山九老”闲适旷达的仰慕，也或许是对“睢阳五老”致仕还乡处世之风的向往。他们作为致政返乡的夏邑士宦代表，聚集在一起品茗论道，写诗赋文，追求精神层面的交流，除了形式方面对前人的效仿，其主要的还是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一种社会标榜。

因此，可以说“十老会”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对夏邑的文化传承和后世文人的价值取向起到了引领作用。在了却官场、不受功名束缚，逍遥于山水田园之间的同时，也通过耆英结社这种生活方式，构建了古代官员致仕退休后和谐、安逸和闲适的晚年生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