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回 张汉卿避寇误国，易培基决意迁珍（1 / 2）

词曰：

古所故宫轨定，怎奈日寇镝催，国宝南迁几时回，燕京潇潇易水。

朝天宫设分院，中央博物藏随，上海沦陷金陵危，漫路西川护粹。

斗转星移中，1931年来到了中华大地。

在中国近代史上，列强入侵，地方藩属国宣布独立，脱离中国版图，都是在内乱不止，无暇外顾的年份。物必內腐而外患生。

1931年正是如此。

最高统治者蒋介石，尚处于立足未稳的时候，刚刚解决好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又与国民党粤系元老胡汉民内部倾轧，反蒋势力在广州聚集。中共自1927年南昌八一军事起义，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势如燎原。蒋介石终于在193年1月份腾出手来对朱毛红军所在江西中央苏区组织围剿，然而进剿不利，损兵折将。自然灾害上，中原遭受大灾，民生凋敝。

中国北方的事情蒋介石交给盟弟张学良打理，张学良率军常驻平津，关外防备相对空虚。之前，易帜后急于建功立业的张学良所率东北军在中东路事件对苏战败，验证或者说暴露了东北军的实际军力，一言以蔽之：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此时，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军国主义逐步确定了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战略方针。日本人在东北易帜后，一直在找机会，现在终于可以下手了。

1931年7、8月间，日本军队先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试探中国的反应，由于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日本遂于一月后发动了大规模武装侵占东北三省的战争，“九一八”事变。

在“九一八”事变数天前的9月6日，奉天高官臧式毅、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收到了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文钤盖鱼子秘印，史称“鱼电”：

“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张学良”。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在沈阳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电請对策，乃是张学良亲自下令不抵抗。

据荣臻记载，九月十八日深夜：

“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

据《张学良口述历史》记录，九月十九日下午：昨日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而此时蒋介石尚在围剿红军的江西前线，蒋是在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晚间九点至十点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

在民族大义面前，张学良表现得就如同是不争气的逆子，与其父张作霖相比真是虎父犬子。临机应变属于“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的“三无将军”。无办法，是指对虎视眈眈的日本关东军的情报工作无从谈起，遑论知己知彼，以为是日本关东军小打小闹，招致误判形势；无责任，则是推脱责任给中央，说是奉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让老蒋从此背了几十年黑锅；无抵抗，中东路事件已使少帅豪气受挫，此时更怯与日军交手，一味幻想国联调停。作为封疆大吏，执掌2多万东北军，一误再误，致使东北三省沦陷，将当时工业基础在全国领先的东北拱手让给敌国，与以资材资助敌国无异，是故国人皆曰可杀。时有《哀沈阳》一诗，风传全国，单道这少年轻狂，不堪大任的张少帅，正是：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后，吴佩孚应张学良之邀，定居北平。张学良以子侄辈的身份邀他做客，吴佩孚见面就质问：“沈阳事变，你为什么不抵抗？”张学良脸色当时就变了：“我有中央命令。”“有命令也不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真丢你老父的脸。”吴佩孚甩开衣袖接着说：“国仇你不报，私仇你不报，你老子的棺材已经竖起来了！”说得张学良哑口无言，只得毕恭毕敬地应承：“玉帅骂得对，我确是给父亲丢脸了。”

事后，吴佩孚心绪难平，意犹未尽，题诗评价张学良：

“棋枰未定输全局，宇宙犹存待罪身。

醇酒妇人终短气，千秋谁谅信陵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