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二进丘古（3 / 10）

“刀疤”是个中年人，个子足有一米九，长的五大三粗，虎背熊腰，典型的俄罗斯中年男人形象。在他的脸上真的有一道非常醒目刺眼的刀疤，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针脚，看起来狰狞无比，很很煞人。据说他年轻时混过黑社会，这刀疤是打架时被刀砍的。他面色黝黑，目光凌厉，说起话来咬牙切齿，手舞足蹈，还从嘴里直往外喷唾沫星子。

“你们他妈的真是垃圾，我的木材才不能给你们这群狗娘养的呢！快点给我装上车！”“刀疤”用俄语骂骂咧咧的说道。

“给你装个鸟！你他妈的才是狗娘养的呢！”我在旁边说道，遇到这事，我总是傻不拉几的往前冲。

“你找死吧？新来的婊子？你肯定不知道老子是谁！我有多坏，你肯定不知道！”“刀疤”听到我拒绝，竟然威胁起我来。

这时候李健仁这个家伙装起孙子了，不说话了，其他人也都不说话，都是不想惹事，除了我这个“为公司着想”的愣头青还在和“刀疤”对骂。

然后“刀疤”愤怒地回到车里，我看他从后座上拎起一个长长的袋子，心想“坏了，是枪！”因为像这些给中国人送木材的人都是有黑道背景的，他们大多数是靠着贿赂官员，然后从原始森林里偷着采伐木材，在卖给中国人。检完车，中国人当场付钱给他们，所以这些人都会带枪，不然真的不安全。曾经就有别的中国人的俄罗斯客户在路上被几个俄罗斯人给拦下了，人被枪杀了，钱和车也抢跑了。

接着“刀疤”从车里走出来，手里真的拎了一把长枪，把子弹上膛，然后冲着天“哄”的放了一枪，这枪声真的很响。我们几个中国人都被吓傻了，不敢说话了。李健仁打电话给巴库，不一会儿巴库的车子带着一路扬尘向我们快速的驶来，一脚刹车停了下来，巴库气势汹汹的从车里走出来，把“刀疤”叫道一边，两人激烈的吵起来。巴库的气势更凶些，不一会儿“刀疤”就不说话了。

巴库是丘古耶夫卡这里的黑社会头目，他的上头是阿廖沙，阿廖沙的上头还有个老大，据说是秃顶跛脚的老年斯拉夫人，享尽了荣华富贵，黑白两道交了很多“朋友”，甚至政府和警局都有他的内线。开着最顶级的豪华汽车，每次出行都有三四个美女和一群同样开着豪车的小弟跟随。也有人说他只是个幌子，而他的幕后还有真正的老板，非常神秘，从不露面，而这个秃顶也只是他的挡箭牌，万一哪天大难临头，秃顶也只是他的替罪羊而已。

“这样吧，瓦夏，你们出钱把木头给他装上车吧，以后你们也别合作了，我保证他不会在来找你们麻烦。”巴库走过来，自信满满的说道。而“刀疤”也走了过来，掏出了一颗烟，摸索着打火机。说来也有意思，在巴库和“刀疤”说话的过程中，我从李健仁那里要了打火机，把衣服上的一根线头烧掉。我见“刀疤”要点烟，却找不到打火机，我就非常自然的掏出打火机要给他点烟，但是打火机伸到了烟跟前却停住了，我才反映过来，刚刚我们一直在冲突，“刀疤”显然也意识到了有点尴尬，只是嫌弃的把头一歪，并没有接受我给他点烟，我则尴尬地收回了手。

李健仁找来了装车工把木材装回了卡车上，卡车司机自己开车走了，而他带来的妞坐上了“刀疤”的皮卡，看来她又拉了一单“生意”。二人当做我们的面又搂又抱，急急忙忙上车走了。留下我们几个光棍傻不拉几的看着皮卡离去的背影。

“看啥看，走吧，买笨鸡蛋去吧”李军张罗着到。

“哎，走走走，妈的，这些俄罗斯人真他妈的色！”李健仁叹了口气说道。

““疤棱”还能立起来吗？”张子勇坏笑道。

“人家叫“刀疤”，你还“疤棱”，一点气势没有”我笑道。

“叫尾（读已巴根子才好听呢！”张子勇不屑地说道。

林哥带我们去老玛莎家买笨鸡蛋了。玛莎是货场的一个监装班长，这个货场有7-8个女监装员，大多是中年妇女和老太太，专门来监装和记账，还有检尺的。玛莎是她们的头，她家住在距离货场8公里外的一个村庄上，家里养了很多鸡，她就向我们兜售鸡蛋。

我们汽车停到了玛莎家门前，一个俄罗斯中年男子站在院子里对着一根柱子小便，见我们来了，不住的抬头看向我们。玛莎拎着一袋子笑呵呵地鸡蛋走了出来，李健仁事先打电话通知了她。她的鸡蛋卖8卢布一个，我们买了5个，一共4卢布，我是出纳，我拿出了5卢布给她，心里想着等她找1卢布给我。

“5卢布啊！我没有零钱啊”玛莎笑呵的说道。

“没事，不用找了，1卢布算作礼物了”我刚要说话，李健仁就抢先说道。而我要说的是“下次再多给些鸡蛋就好了”。

现在想想，我那个时候真的不成熟，没有李健仁会做人。所以我的人缘很不好，甚至被货场的俄罗斯人和客户嫌弃，究其主要原因还是那个时候的我太稚嫩了，又太认死理，不会办事，不懂得变通。比如，我们拿了鸡蛋回到住处，晚上做鸡蛋的时候，发现里面竟然有5个鸡蛋是熟鸡蛋，都已经坏了，肯定是他们家没有5个鸡蛋，就拿煮熟的来凑数，其实这事儿也没啥，而我却在第二天当着一堆俄罗斯人的面质问了玛莎，这让她很不高兴。

货场的俄罗斯女人，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中国人给她们买糖果、买啤酒还有其他好吃的了。因为如果我们不给她们买，她们就会在装车的时候故意往多了记，那么我们就要多出费用给货场了，所以每次她们问我们要东西吃，我们心里不愿意，却也只能嘴上笑着屁颠屁颠去给买。

我却不懂得内敛，每次她们要买东西，我都是气呼呼的，卖好东西了，往她们的桌子上一放扭头就走，一点也不懂得和她们打成一片，所以我的人缘一直是很差。俄罗斯人都不喜欢我，甚至问李健仁“是谁把这个傻呀派过来的？干脆赶走得了！”

还有俄罗斯客户也看我不顺眼，因为在检尺的时候，我太坚持死理了，每次他们来检尺，都会着重的看着我这边，生怕我给他们检小了，虽然我是秉持公平合理，童叟无欺的原则。我第一次来丘古做翻译的时候，客户安德烈每次来都和我有说有笑的，兄弟长，兄弟短的。后来是李健仁当翻译了，安德烈就不在乎我了，而且发现我检尺也不给他让让尺，每次都检的那么严，所以他每次来都对我动手动脚的，和我打招呼也不正经打招呼，而是离老远跑过来先踹我一脚，虽然是开玩笑，可是这玩笑开的太让人不舒服了。最让我气愤和记忆深刻的是有一次，他们来检尺，那时候已经是七月份了，我来到丘古已经一个多月时间了，那天天气很热，安德烈带着他老婆和一个小弟过来检尺。安德烈中午喝多了，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手里还拎着一大瓶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