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四章 治春秋（2 / 6）

除明初短暂的时间和少数特殊情况外，三年一次的乡试与会试极其规范地举行。

科举越制度化，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越持续而稳定，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越深刻。

其四，从社会影响的广度看，除极少部分贱民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以外，绝大多数人可以通过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处境。

张居正说：“我国家立贤无方，惟才是用，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王谢子弟，或杂在庸流，而苇布闾巷之士，化为望族。”

王世懋（1536—1588则说：“国家用经术取士，士多从白屋致公卿将相。”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给整个社会以巨大的希望，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即便一个人未能最终通过科举考试，而作为读书人从事科举还是会为他赢得一定的社会资本。

魏希德在讨论宋代科举时说，“尽管士人了解登科人数有限，通过初级考试的机会也越来越小，他们还是继续投入到举业之中。

参与不代表成功，登科也不代表入职政府，但是参与本身就能产生社会资本，这种资本在地方上可以带来权力与名声”。

在明代，士人参与科举，获得的社会资本更优厚，而士人对科举的参与热情也更高。

正如卜正民所说，“来自考试体系的功名不仅是是进入政府供职的入场券，而且也是在地方的关键资源”。

功名不仅可能带来官位，更切实的是带来经济方面的特权与士绅的地位。

科举在明代社会总体而言是相对公平和开放的。

这一时空的前朝，科举也是如此相对公平和开放。

本朝延续前朝科举制度，并优化、完善。

一经取士，这种方法大致可以理解为采用常规科目+主修科目的考试方式进行抡才。

有点类似后世高考改革后采用的“3+2”或“3+3”的模式。

放在这个时空的清朝科举，则为“4+1”的模式。

即儒学的四书五经中，四书为常规科目，全省统一试卷，为必考题。

其余五经，则因学子们的精力有限，任选其一为主修。

届时参加乡试，也是“分经取士”，每一经都有固定的举人名额，全省范围内同一“经”的学子组内竞争，决出最后的入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