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攻守之道（2）（2 / 3）

李文革虽然也保留了城墙垛口，但是他并不准备让自己的士兵从这些垛口向下俯视攻击敌军，对于骑射功夫一流的党项人而言，将头部或者身体伸出垛口的守军是很好的靶子，李文革的兵力有限，他不想让自己的守卫力量在这种远距攻击中被消耗掉。

对于习惯传统守城战的沈宸而言，李文革的很多防御布置都颇为怪异。

比如说李文革将关墙上的地面挖出了一横十二纵的沟壑，深约多半个人的身长，宽度大约能够并排站开三名士兵，这些沟壑的边缘一律被挖成了斜坡状。站在沟壑中的士兵站起身的话，其胸部恰好与关墙垛口的位置齐平。

在这些沟壑挖好之后，李文革的针对性刺杀训练令沈宸逐渐看出了些门道。

一个队的士兵以伍为单位部署在每一个垛口后面的沟壑里，其中伍长担任指挥，剩余的士兵两人一组被分为甲乙两组，当伍长发出“隐蔽”口令时，所有士兵均抱膝坐在沟壑里，当伍长发出“预备”口令时，甲组士兵立即跃起冲上斜坡，而乙组士兵则起身沿着纵向沟壑来到相对应的垛口前，两组士兵均双手持枪做出待刺姿式。直到伍长喊出“甲组，杀——”或“乙组，杀——”的口令之后便一正一斜地刺出手中木枪。

同组士兵手中的木枪所刺方向不同，其中一名士兵刺击的是正面，而另外一个士兵刺击的却是左下角部位，而且刺击方向倾斜。

这几个口令相当简单，但是练习起来却并不容易，对伍长的心态和判断力以及士兵的反应力和辨别力是个极大的考验。

一开始的时候仅仅是训练士兵的反应速度，因此倒还费得力气不大，只训练了短短五天，四个队的士兵便已经基本上能够做到在听到命令后迅即反应，从伍长发令到士兵进入战斗位置不超过喘一口气的功夫。

但是用草人进入实战阶段之后，问题就来了。

首先是口令问题，因为各伍口令基本相同，而相聚距离又过近，因此最后的刺杀命令往往相互混淆，经常是某伍的伍长喊出一声命令后几乎全队的士兵一起刺出手中的木枪，而草人出现在城头的几率却是随机的，因此一次刺杀总有大部分士兵刺空。

这其实并不是伍长们的过错，而是设计口令之人的失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李文革对此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往复地进行这种训练。

于是伍长们开始自己想办法变通，他们要求士兵们不要理会最后的刺杀口令，而是专心地盯着城头，直到草人出现再刺出长枪。

这样一来又有新的问题产生，有一些紧张的士兵往往在草人刚刚露出一个头便急急忙忙刺出了木枪，结果当然是全部便刺空。另外，由于没有口令的指挥，两名士兵无法协调动作，往往是一个士兵已经刺出，而另一个士兵还在呆呆站立。

在一次又一次枯燥的重复训练中，伍长们终于逐渐理出了一个头绪，最终经过总结归纳，所有的什长伍长级军官统一了标准和规制，要求士兵们一律在草人的腰部露出城头的那一刹那刺出长枪。同时规定，负责正面攻击的士兵为基准士兵，即组长，侧面攻击的士兵以其动作为信号刺出手中的木枪，这样虽然导致侧翼的攻击比起正面的攻击慢了一线，但却并不足以影响刺杀效果。

而伍长们的指挥水平也在逐渐提高，城外举草人的“蓝军”部队在李文革的指挥下作出的一些假动作也被这些迅速成长起来的伍长们一一识破。

沈宸后来去询问李文革，最后的刺杀口令明明是画蛇添足的，为什么不能废除，还要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