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 安得倚天抽宝剑（3 / 4）

当时严嵩结党营私、大肆贪污，“清流”官员借此不断攻击“严党”。而严嵩也没闲着，他利用权势，先后罗织罪名杀害“清流”领袖夏言等。但在严嵩掌权的二十余年里，“清流”对其的攻击也从未停止：沈炼、杨继盛等先后上疏弹劾严嵩的罪状，只是都未能获得成功，反遭严嵩陷害致死。

严嵩败亡之后的事本书中已经说得不少，此处不再赘言，稍分笔墨说一说原历史上的明末党争。

明末，“党争”之势达到顶峰。先是在万历立太子的问题上，浙人出身的浙党官员基本选择了顺从万历的想法(主要是因为他们正当权)，而著名的东林党官员则上疏强烈反对。对此，其他党派又群起攻击东林党。

由此，在围绕太子人选的问题上，各派官员争斗长达二十余年之久。

到了天启时，“党争”又演化为“内朝”和“外朝”之争。因宦官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得以参预机要，又提督东厂，能任意罗织罪名、掌握官员生杀大权，故围绕其身边迅速形成了一个集团，东林党人将之称为“阉党”。

由于魏忠贤得天启信任，故其在朝廷内外权势滔天、为所欲为，对其趋炎附势者络绎不绝，甚至称其为“九千岁”。

见“阉党”专权，败坏朝纲(东林党认为的)，于是东林党人开始激烈攻击魏氏一党：左都副御史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结果被诬下狱，后受尽酷刑惨死狱中；其余东林党人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也因反对魏氏专权而被下狱折磨致死。

至此，“东林党”势力大为受挫，“阉党”遍布朝廷，直到崇祯时，才被“圣君”一招“斩首战术”给消灭掉——顺便圣君也把自己消灭了。

纵观宋、明两朝的党争，前者多为纯政见之争，如变法派和保守派，且斗争结果仅止于罢相、去官(远离中枢)。

而后者多以官员籍贯划分派别，同乡之间相互抱团，对于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压、排挤，发展到后来变成“为了争而争”，事事都要攻讦一番，而且相争的结果可谓惨烈：失败者很多都被处以极刑，死于非命。

高务实曾经思考过造成这两种不同局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他觉得，或许在于两朝的立国之本并不相同。

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言并刻于碑上。因此，宋代对知识分子(士大夫)极其宽容，只要不是罪大恶极，引起全国上下的公愤，那便不会被施以刑罚。

即便是与君主相争，往往也没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放到地方，远离朝政罢了。这点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体现得最为典型。

大明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民，对了于吏治的腐败有切身体会。立国后，更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对官员要求极为严苛，稍有贪腐行径就会被处以极刑。

但偏偏在对待大臣的问题上，他和他的儿子朱棣又为后世做了很不好的示范：朱元璋在处理胡惟庸、蓝玉两位功臣的案子上，光是受牵连而被杀的官员就达到四万余人；

朱棣也不遑多让，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诛十族”的壮举，连方孝孺的门生、朋友都没有放过。因为方孝孺一人，导致前后共有八百多人被杀。

由是，明代的党争几乎都以人身消灭为结局，失败者往往连性命都保不住。

如果说这还只是开国皇帝所作所为形成的“祖制”惯性，那么实际的社会根源也是有的。

这个社会根源的关键点，就在于长江流域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