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3章 正国本(八)小制大，大欺小（3 / 4）

说是这么说，但都御史以正二品的大员，如果完全履行这一连串的“劾”，则难免有“搏击”之嫌，甚失大臣之体，这是其一。

其二，由于位高权重，都御史一旦弹劾有误，那就没有回旋余地，有损于都察院的威望。其三，能够做到正二品的都御史、正三品的副都御史，当是久居官场、历任内外，免不了碍于情面而官官相护。

所以这样一来，这一连串的“劾”，自然就应该让地位不高、资历不深、年纪较轻、顾忌较少的监察官员去干，这就叫以“以小制大、以下制上”。

当年汉武帝以六百石的刺史督察二千石的郡守，也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这些官员还需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果行事过分、弹劾失当，也不需要都察院长官出来承担责任才行。

基于这样的原则，明代逐步形成一套被称为“科道”的监察体制。所谓“科道”，指的是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十三道监察御史。

虽然这二者归属不同，但地位和职责却相近，故合称为“科道”，也称为“台垣”，御史为台，六科为垣，构成明代纠举弹劾、防止官员敷衍公事、违法乱纪的两道交叉防线，又由于职在“建言”乃至“风闻言事”，故又统称为“言官”。

言及至此，那好像科道的确是一体才对，为何又说不对呢？别急，说不对不是乱说，它俩虽然相似，但的确有区别，得具体来看。

“给事中”之名秦汉时已经出现，因“给事禁中”而得名，其后各代均有设置，但职责屡有变化。从太祖朱元章、建文帝朱允炆到成祖朱棣，几经周折之后，明朝的给事中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定制为六十五人，其中北京五十八人、南京七人，分隶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对应督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

六部尚书为正二品、左右侍郎为正三品，六部各清吏司的主副官郎中、员外郎分别为正五品、从五品，各司的主事正六品，但各科的都给事中才正七品，给事中则为从七品，以小制大的范做足了。

高务实为主笔编纂的万历版《明会典》，把给事中的职责归纳为四个字：“封驳纠劾”。

所谓“封驳”，即封还驳正，内容有二：

其一，以皇帝名义下发的诏令，给事中根据内容分类，分发相关该科审议。常规性事务，由各科都给事中签署颁发；重大事项，封还覆奏，确认后签发。如果诏令有违“祖制”或存在其他问题，则各科将其封还，并提出修正意见——即“驳正”。

这些职能，在隋唐时代是门下省的职责，但隋唐门下省的长官侍中，是与中书省的中书令、尚书省的左右仆射并称为宰相的，而明朝的给事中，都是七品官。

其二，中央、地方各衙门所上奏疏即报告，由六科分类抄出，分别驳正其中的错误、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分发各部处理。

所谓“纠劾”，《职官志》做了这样的说明：“主德阙违，朝政失得，百官贤佞，各科或单疏专达，或公疏联署奏闻。”

无论是皇帝有过错，还是朝政有缺失，以及文武百官的道德、政绩表现，都在六科给事中的“纠劾”范围。“纠劾”的方式，可以由某科某位给事中单独进行，重大事项则由对口某科如吏科或户科领衔，联合多科共同“纠劾”，以对相关官员乃至皇帝造成强大的压力。

再看十三道监察御史，他们隶属于都察院。所谓“十三道”，是对应于全国的十三个布政司即省：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经过数番调整，十三道监察御史定员为北京11人、南京3人，共14人，品秩均为正七品。

十三道御史对各相应的布政司及带管的在京衙门(包括文官衙门、武官衙门和宦官衙门)的官员及各种事务进行监察，并且参与由礼部主持的“廷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