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2 / 2）

以后的日子，慕仲兰都白天和傍晚在地里或者家里干活，等吃过晚饭后，再到杨天星家去，跟杨苗学习《易经》、《道德经》和《维摩诘所说经》。当然，有时候，家里吃晚饭的时间太晚，譬如已经十点多了，慕仲兰就不去杨天星家学习了。

进入八月份的第三天夜里，从杨天星家回到家里不久，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这种雨虽然对栽种的蔬菜有些好处，但对庄稼还没有收完的农户来说，就不太友好甚至可以说是灾难性的打击了，已经成熟的麦粒将被风雨打落在地，发黄变软的秸梗将被风吹得倒伏下来，很可能会使尚未收割的庄稼损失大半。

听着外面的狂风暴雨，慕仲兰想到这雨如果下得久一些的话，次日就无法下地干活，可能连乡场都没法再紧最后一道了，一时有些睡不着觉，便躺在床上，回忆晚上和杨苗所讨论《道德经》的内容了。

在杨苗提供的三部经典中，慕仲兰觉得《道德经》学起来最容易理解和上手。

《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慕仲兰所学的是现代通行本，共5162字，分上下两篇，81章，《道经》37章在前，第38章之后为《德经》。文本以哲学意义之“道德”为纲宗，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而多以政治为旨归，乃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文意深奥，包涵广博。

《道德经》主要论述“道”与“德”：“道”不仅是宇宙之道、自然之道，也是个体修行即修道的方法；“德”不是通常以为的道德或德行，而是修道者所应必备的特殊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为人处世之方法。

“道法自然”是《道德经》中老子思想的精华。“道”作为《道德经》中最抽象的概念范畴，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动力源。“德”是“道”在伦常领域的发展与表现。“道”与“法”在规则、常理层面有相通点，但不同于西方自然法。“法”应效法自然之道，在辨证的反向转化之中发挥其作用。

哲学上，“道”是天地万物之始之母，阴阳对立与统一是万物的本质体现，物极必反是万物演化的规律。伦理上，老子之道主张纯朴、无私、清静、谦让、贵柔、守弱、淡泊等因循自然的德性。政治上，老子主张对内无为而治，不生事扰民，对外和平共处，反对战争与暴力。这三个层面构成了《道德经》的主题，同时也使得《道德经》一书在结构上经由物理至哲学、至伦理、以至政治的逻辑层层递进，由自然之道进入到伦理之德，最终归宿于对理想政治的设想与治理之道。也就是从自然秩序中找出通向理想社会秩序的光明正道。

慕仲兰以前在岳麓山上游览时，就见过《道德经》，曾经在一个下雨的礼拜天，趁上山浏览的人少时，把全文仔细抄录了下来，并偶尔会在有空时诵读一下，抄录版本与杨苗提供的版本十分接近，只有增减了几个字，有些地方的断句也有些差异，几乎可以说是同一版本。除了觉得说理透彻外，更多的时候，慕仲兰很喜欢《道德经》的文学特色，觉得它具有很强的音韵美，讲究修辞，且语言精辟。

《道德经》句式整齐，大致押韵，为诗歌体之经文。读之朗朗上口，易诵易记，体现了中国文字的音韵美。如“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等。这些词句，不仅押韵，而且平仄相扣，既有音韵美，也有旋律美。朗诵时，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美的享受，在音韵之美中体味深刻的哲理。

《道德经》的语言非常讲究艺术性，运用了对偶，如“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比喻，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塔，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排比，如“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联珠，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设问和反问，如“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等多种修辞方式，使词句准确、鲜明、生动，富有说理性和感染力。

《道德经》语言相当精辟，有很多都是至理名言，并形成了诸多成语、格言和座右铭。如“上善若水”、“天长地久”、“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有的原句，现在已演变成警句，广泛流传。如“知其白，守其黑”现为“知白守黑”、“功成，名遂，身退”现为“功成身退”、“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现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现演变出“大智若愚”等。

经过相互讨论，杨苗发现，慕仲兰对《道德经》的熟悉和理解程度已经不弱于自己多少，所缺较多的只是把其中的道理内化于心，并付之于行而已了。